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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时间:05-13  来源:2011年11月21日 解放日报  作者:赵峰

       任何民族的文化,一般来说总是特别珍视自己的血缘脉络;而以文化定义的民族,则特别珍视自己的文化脉络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维系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纽带是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加深加固,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对文化作用给予的精辟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对延绵五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度肯定和认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从远古走来,一路上各部落、各民族不断联合与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中华文化是部落和民族不断联合与融合的产物,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各原始部落的联合逐渐替代相互间的征伐而成为文明发展的主流。一般认为,龙的形象最初便是各部落图腾的综合体,随后演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象征符号。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应该就是充分尊重各联合部落古老遗风的体现。正是这种开明的态度,使得各部落愿意认同并融入进来和参与建设共同文化体,进而形成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基本品格。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经过理性反思,从生活中提炼出跨越地域、跨越族群的普遍价值,如仁、义、自然等,从而极大地强化了人们普遍的文化心态,即必须建立统一而合理的社会、精神秩序,才能消除战乱,实现理想人生。从此,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无论经历的时间有多长,分裂总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无论经历的时间有多短,统一总被认为是正常的。这样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殊而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同时,由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化创造,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基本品格已经奠定。先秦的文化创造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殿堂。

  秦汉时期,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形态初步定型,对主流文化的筛选工作也在历史实践中告一段落。如果说先秦的“百家争鸣”主要体现为理论的自由创造,那么秦汉时期则把各家学说几乎逐一推向了实践应用层面。先是秦代推崇法家,随后是汉初推崇黄老道家,最后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各家学说在试用期间都广泛吸取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成果,最终试验的结果是选定儒家学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不是统治者任意作出的选择,而反映了传统社会在正常状态下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中央权力不能充分抵达的基层,传统社会存在着非常稳定的家族式宗法自治,这就使得儒家思想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从此,“忠孝仁义”成为传统中国难以动摇的核心价值,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大一统”格局下展开更深更广的民族联合与融合。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员之一汉族,在此期间形成;原被称为蛮夷的楚、秦等地之人,也大多融入汉族。事实上,汉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定义的民族,其血缘脉络复杂多端,但文化脉络是清晰的,且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由汉族与其他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任何民族的文化,一般来说总是特别珍视自己的血缘脉络;而以文化定义的民族,则特别珍视自己的文化脉络。这种强调文化血脉而非种群血脉的特点,让中华文明在一波波民族大交融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自秦以后经历时间最长的动荡分裂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现象,各大帝国纷纷崩解,一些民族甚至从此无影无踪。中华大地同样受到这股民族大迁徙浪潮的强力冲击,史称“五胡乱华”。对此,有学者甚至提出,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伴随着民族大迁徙的是文化大规模交流和碰撞,佛教也在此时大举普及于中国。然而,中华民族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承受住了这场猛烈而持久的冲击,并最终化解了危机。不少外来民族逐渐认同中华文化,并加入中华民族,有些还为重建统一秩序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华文化本身也因多种因素交汇,获得了自由的空间,爆发出旺盛的创造活力。在儒学继续发挥影响力的同时,玄学横空出世;在佛教迅猛传播的刺激下,道教诞生了。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格局,悄然露出端倪。

  隋唐重建一统,使中华文明继秦汉之后再现辉煌。隋朝改革官制,创设科举,不但极大提高了政治运作的效率,更可贵的是,科学制度打通了跨越等级的正式合法的社会流动通道,破除了贵族豪门对权力的垄断,堪称人类文明的伟大创举。在此基础上,唐朝经营西域,和亲吐蕃,拓展丝绸之路,奠定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存空间的基本格局。从史料中可以看到,经历上百年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唐朝的民族关系格外融洽,文化心态尤为开放。政坛、军队、文艺界、市井民居间,处处可见胡人的身影。而重视诗赋的科举取士标准,几乎使得唐朝变成了诗的国度。在开放、自信、诗意盎然的文化氛围中,西方佛教本土化了,深刻和高妙的禅宗更是脱颖而出,并被知识精英视为自家精神家园的一部分而倾心爱慕、欣然接受。儒家的经典继续在考据中传承,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修心的理念越来越流行。这一时期,只有平等竞争和各取所需,没有宗教战争。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品格不容许排他性的极端主义滋长。

  在宋代,中华文化迎来了又一个创造高峰。与隋唐相比,宋代的科举通道得到了极大拓宽,取士标准重思想更甚于文采,考试程序更加严密而公正,这造就了全民重视教育的浓郁氛围。鉴于佛教盛行与唐末五代乱臣贼子频出,士大夫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崇尚气节操守,把相对伦理上升为绝对伦理,吸取佛教智慧重建儒家价值信仰,积极与宗教争夺精神超越的制高点。同时,宋代文人明确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意识,自觉担负起扭转自秦以来“君肆臣贱”之趋势的大任,高唱“君臣共治”的理念,严守“进退以道”的节操,并为此建立了“理”的天命――“道统”,以抗衡“势”的天命――君权。这些新的文化创造,标志着传统中华文化正式步入成熟期。成熟的文化以成熟的价值体系为标志,普遍的价值获得普遍认同,基本的操守获得广泛遵从。文化的成熟还表现在文化自信和文化开放上。当时,对于中国的认知主要由文化来定义,而不是由地域和种群来定义:符合这套普遍价值的,夷狄即是中国;背离这套普遍价值,中国也是夷狄。客观上,这为更大规模的民族联合与融合开辟了道路。

  在宋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小朝廷频繁更替的乱象,统一的政权在不同民族间转换。元、明、清三朝,分别由蒙古族、汉族、满族掌握政权,同样都认同中华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文化认同越是深入充分,其政权的持续时间就越长。中国就是由这种文化支撑起来的天下。保天下,便是保中华民族,便是保中华文化。一个朝代终结了,中华民族并未消亡,因为中华文化仍在延续。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由多个民族汇聚而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种群血缘谱系,大家之所以能够结成一体,关键在于有一致的文化认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这并不妨碍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普遍价值的认同。至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历来都受到高度尊重,这种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可见,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维系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纽带是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加深加固,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经历近代深重的苦难之后,中华民族坚定地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民族复兴只能通过建设现代化强国来实现,其中建设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作用日益显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家园,它是这个时代人们精神追求的出发点和归宿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它是这个民族穿越不同时代而保持自身主体身份认同不变的精神居所。每个时代的人,总会执著于某些诉求,但只有那些能够持续不断地为人们提供内心安宁和灵魂归宿的部分才会真正被纳入精神家园的范围。

  世界上各大文明区域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它是由该文明的原创性、经典性文化成果奠基的。这些原创性、经典性成果在新的时代会被重新解释,以便在充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同时,继续成为支撑这个文明的最深层、最稳定、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源泉。因此,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必然包含中华文化中最具原创性、经典性的成果及其现代化的深刻揭示,也一定会包括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追求中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其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和“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挥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的作用,并自觉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这些内容、力量的有机融合,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室主任、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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