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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党建科学化的内涵

    时间:10-20  来源:理论网 12-10-10  作者:北京市委…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殷庆言  程冠军摄  

  什么是“党的建设科学化”?“化”作为后缀词,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它是表示要转变成为某种性质或状态。比如现在常说的城市化、信息化,绿化、美化。所谓党建科学化,就是使党的建设符合科学的性质或状态。

  怎样使党的建设符合科学的性质或状态?科学是反映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主要是要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规律。

  为什么认识和把握规律就科学了?主要是由规律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规律有三个特征:

  一是必然性。只要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没有发生变化,只要决定规律的本质原因没有消失,规律就必然会重复出现并发生作用。比如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五大建设之一,但成效群众不满意,中央也一直不满意。1983年前还没有使用腐败的概念。如1982年十二大报告用的是:“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提出5年内要使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卓长仁等劫持飞往南朝鲜,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劫持民航客机重大恶性案件。中央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党内存在“腐败”问题。以此为标志由反不正之风反腐败。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不少环节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是很不满意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2012中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会:“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从1983年至今,我们反了29年腐败,至今一提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腐败易发多发”已经成为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惯用词组。李瑞环说,“对普遍发生的情况,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对反复发生的情况,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腐败易发多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没有得到充分监督和制约。只要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没有改变,腐败就必然会重复出现。

  二是普遍性。从空间看,规律具有普遍的支配作用,其作用无处不在。纵观人类发展史,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有两个规律必须遵循,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过去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直到小平讲了“两个不等于”,饶了一个大圈,还得搞市场经济。这就是规律普遍性决定的,只要搞现代化,就得发展市场经济。十六大讲,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讲的都是政治民主化。所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搞市场化,在政治也要搞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就要适应在人民群众监督下工作,适应社会公众的种种质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是15年前的867倍。互联网普及率为39.9%。IPV6地址数进入全球排名三甲。手机因为相对于电脑来说,具有更轻便,更灵敏的优点,所以,随着3G网络的发展,手机网民数量大幅上升,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世界上每五个网民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我国正快速步入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特点,“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微博、网络是真正的人民日报”。比如陕西原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手表门”、“眼镜门”、“皮带们”,都是捂不住、盖不住的,越抹越黑。互联网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大大加速,我们必须适应这个急速的变化。    

  三是客观性。规律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都在起作用。人们只能顺应规律,因势利导,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过去我们对规律的客观性重视不够,比如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一就是西方文化讲法制多一点,东方文化讲德治多一点,对其重视法治的合理性研究不够,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监督”。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过去我们对德治讲的多,对这种客观性认识不够,事实证明对规律的客观性一概简单否定实际上对反腐倡廉并没有好处。

  列宁说:“规律是现象中持久的东西。”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规律贯穿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所以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研究党的建设的规律主要是两个层次的规律:

  一是政党建设一般规律。即无论姓社姓资,都要遵循的普遍规律。因为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执政主体是谁,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需要处理,比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公平正义、亲民廉洁。否则执政地位就难以为继。

  二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殊规律。中共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国情。国外多数执政党的执政客体并不是全部国家政权,只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其所谓执政党,其实是指掌握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即使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也不一定掌握地方行政权,在议会也不一定占有多数席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客体是全部国家政权,既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又包括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这是什么是党建科学化。

  如何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规律? 

  第一要从矛盾和事物的特点出发。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中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但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更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执政党建设与革命时期的有什么不同?陈云在党的七届四中讲话中说,“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陈云一下子就抓住执政党建设的特点,一是客观环境的变化了,二是党员队伍、干部队伍的成员也变化了。革命时期一是追求升官发财的少,因为有敌人端着刺刀在我们党的门口站岗,这是一道天然得屏障,把投机分子挡在门外。三是中国革命斗争异常残酷,淘汰率高,留下来多是真正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而在革命成功后,我们面临执政地位和队伍成员的双重变化和双重挑战,尤其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

  第二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1945年在七大上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知道拐弯。知道拐弯,就是发现不合乎实际马上纠正,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打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下,过去我们不敢搞市场经济,现在不敢在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之间搞制衡监督。长期以来,中国在改革与探索之中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既不是原来“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的延续,也不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一般做法,而是“市场经济加权力高度集中”的嫁接模式。由于对管理主体缺乏根本性约束制度,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就隐含着难以持久健康发展的风险。搞市场经济而公共权力又得不到监督和制约,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换必定大量出现,腐败丛生,民怨沸腾。

  第三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指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经常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并由此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人们积极思维、认真探索、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意识是思维的动力,是创新精神的基石,也是解决问题的开始。问题意识是高度责任感和高度自觉性的统一。而没有问题,恰恰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既要全面总结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期间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更要善于汲取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产生失误的深刻教训,少说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前一段在重庆开了不少所谓重庆模式、重庆经验、重庆奇迹的研讨会,事实证明吹得越高,摔得越疼。既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更要警惕某些优良传统的正在削弱的倾向。既要看到长期执政形成的良好基础,更要积极应对长期执政正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对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增强问题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更有利于长期执政。

  目前党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规律认识不充分有关,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对这种规律进行再认识。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同样,如果没有成功和挫折的比较,我们也不可能充分认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所以我们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既要看到其艰巨性和长期性,也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本文系作者在“党的建设科学化高层论坛”上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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